一枚未能归还的戒指
▲刘竹君一家保管的英军留下的戒指。记者 袁野摄
相较于敦厚的农耕文明，渔业文明似乎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史中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中国渔民的性格是怎样的？81年前——舟山渔民救人的义举给出了一种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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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浙江舟山东端的东极诸岛，如今风景秀丽，游人如织，81年前却仍笼罩在战火之下。1942年10月2日，日军征用“里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沉没。危难之际，上百名舟山渔民划着舢舨救起384名英国战俘，并藏匿部分英军躲避日军后续搜索，在生死之间诠释了大义。
一枚戒指与一封感谢信
5月24日，记者来到浙江省档案馆，打开一份名为《定海县东极乡三十一年十月二日参加救护英俘居民登记名册》的厚重名单，这份名单由东极乡公所于1948年整理完成，里面记载着参与1942年“里斯本丸”号沉船救援的舟山渔民信息：刘阿荣，男，年龄不详，2保2甲10户，亡故，2次救护22人……
刘阿荣的孙女刘竹君今年已经59岁。5月31日，原东极镇镇长、现东极镇乡贤联谊会会长吴布伟将一封承载万里情谊的感谢信转交给了刘竹君一家。“这封信是通过香港‘里斯本丸’协会秘书沈健先生转交给我的，希望最终交给舟山渔民。”吴布伟说。
来信人名为麦克·戈尔曼，他的父亲托马斯·亨利·戈尔曼，正是1942年被舟山渔民救起的一名英军战俘。戈尔曼在信中提到，父亲对渔民英勇行为非常感激，因此当时给了渔民他唯一的财产——一枚订婚戒指。戈尔曼说，如果没有渔民的拯救，父亲和这枚指环早就沉在海底了，而且自己更不会来到世上，因为父母在战争结束后才得以成婚，所以自己非常衷心地感激勇敢的渔夫和他妻子。
在舟山刘竹君的家里，刘竹君拿出了当年获救英军留下的一枚戒指，她对记者说，“当时是爷爷去前方救，奶奶就在家里烧饭送饭，这个戒指就是当时英国人送给爷爷奶奶的。”多年来，刘竹君的奶奶一直细心保管着这枚戒指，并希望物归原主。奶奶的外甥曾想要借走戒指戴一戴，都没有得到奶奶的同意。
去世前，奶奶对刘竹君一家说，“你们要藏好这枚戒指，这是无价之宝，要等到它的主人来，一定要物归原主。”
根据普陀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舟山市档案馆等机构整理的口述历史资料，许多获救的英国人当年都将戒指等饰物或随身品赠予了当地渔民：“边雪梅说，为表示感谢，英国人送给我妈妈一只白金戒指；王昭云说，当时英国人送给她家两只戒指和一把卷尺；陈阿莲说，英国人走时还送一只金戒指，中镶彩珠，后来不知给谁拿走了……”
记者通过多方途径联系，目前仅确认刘竹君一家仍保留着当初英军留下的戒指。另据记者调查，戈尔曼1949年出生于香港，本人未见过戒指，戈尔曼的父亲则于1966年去世，因此目前已很难证实刘竹君家留存的戒指是否就是戈尔曼父亲当初赠予的那枚。但这枚戒指仍是一种生死情谊的象征。它所承载的，是穿越八十余年的、几代人守望的一段历史记忆；所传递的，是中英两国民众跨越万里的质朴友谊。
“我的心愿，更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给的戒指能永远留在救他的人和子孙身边。我希望这枚戒指能给他们带来和平。”戈尔曼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我们一家人一定会保管好这枚戒指，这枚戒指是患难中友谊的象征，承载着上一辈之间的友谊，也希望这份友谊能在后代中传承。”刘竹君对记者说。
“小孩洞”藏匿英军
据普陀区东极镇人民政府整理的“里斯本丸”调查报告记载，舟山渔民在救援期间共派出小舢板46艘，救助65船次，参与救助人数196人，救援时间长达12小时，往返救助英军战俘384人。
另据相关历史记载，1939年6月，舟山群岛便被日军侵占。获救的英军虽然被安置到各渔民家中，但随后便遭到200余名日军的挨家搜查。大多数英俘为了不连累东极老百姓主动被捕，但还有三名英俘被渔民藏在“小孩洞”，躲过了日军地毯式的搜索。
翁茂良是参与救人的渔民翁阿川的孙子，翁茂良对记者说，“日本人来岛上搜查后，我爷爷想到了一个人迹罕至、只是偶尔有小孩子来玩的山洞，现在叫作‘小孩洞’，当时就把三名英军藏在了那里，一周以后再转移到外面。”
5月30日，记者登上东极诸岛中的青浜岛，通过一段较为崎岖的山路后，记者实地来到当时藏匿三名英军的“小孩洞”探访。“小孩洞”位于青浜岛一处崖壁之下，四周均为巨石峭壁，巨石峭壁上不生草木，在上面行走，稍有不慎便可能滑落到海浪之中。“小孩洞”洞口十分狭小，仅容一人通过，山洞内部则可容纳数人，确实是躲避搜查的极佳场所。
“爷爷把人藏好后奶奶送饭，等日本人走后再把他们救出来去家里睡。”翁茂良说，自己家只是当年救援的其中一家，英军在村里其他家也吃过饭，当时的村民都把家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
东极镇文化站站长梁银娣的爸爸梁奕卷当时年纪尚小，也曾跟着大人们来到翁阿川家中。村民用海货、地瓜粥等招待获救的英国人，但英国人似乎不太有胃口，筷子也不会用。看到英国人没动筷，翁阿川的爱人打开橱柜，从木箱子里拿出一罐珍藏的白糖，给每个英国人舀了一勺配地瓜粥。“英国人当时很喜欢，连声说OK。”梁银娣在回忆爸爸给她讲述的经历时说。
“这些中国人以最大的爱心给幸存者们食物、衣服和照看……这三个不愿投降的英国人，在岛上居民的帮助下逃到了同盟国。在他们逃跑的过程中，岛上居民冒着极大生命危险把他们隐藏起来，帮助他们设法逃生。”1948年4月，英国驻华大使馆在给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叶公超的信函中写道。
三名英国人在“小孩洞”脱险后，辗转被撤离出舟山。1949年2月，获救英军在广播中讲述了当时脱险的情形。当年《大公报》对此的报道中这样写道：“最后由游击队把他们救出，一路坐船、登山，在十二月中到了桂林，然后飞往重庆转往印度。”
生死之间有大义
相传在近两百年前，渔民陈财伯在东极岛附近海难中幸存后登上了东极岛。在岛上，他点燃篝火，提醒渔民躲避岛礁，指引渔民航行方向，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如今，陈财伯手举篝火的雕像正矗立在东极岛之上，已成为岛上民众重要的“精神图腾”，陈财伯的义举似乎也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持续影响着舟山渔民，逐渐内化在了舟山渔民的精神内核之中。
舟山渔民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梁银娣说，由于海上天气总是变幻不定，海上捕鱼一直是高危行业，舟山渔民长期在海浪中谋生，反倒看淡了生死，有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豁达开朗。
历史记录了舟山渔民无数个英勇的瞬间：南宋《开庆四明续志》记载，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年），舟山花鸟岛渔民救起一船6名高丽商人；清乾隆年间《皇朝文献通考》记载，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日本商船“春日丸”号在海上遇暴风漂泊至舟山附近海域，船员13人被舟山渔民营救；《申报》1884年3月20日报道，琉球国小海船一只忽遇暴风漂出外洋，直至浙江定海洋面，船身损坏，船上6名人员经渔人救护，幸免于难……
81年前，舟山渔民又一次重复着祖辈们的义举，而在战火之下，这样的义举则显得更加难得。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是什么因素驱动舟山渔民参与81年前这场生死救援？那必然不是为了名与利。81年前手无寸铁的渔民面对的不仅是无情的大海，还有冷酷的日军，这群衣衫褴褛的渔民内心中真正的精神依托是什么？又是什么激发起他们救人的冲动？也许就是那一番看淡生死的豁达，那是在长期和海浪搏击的过程中锤炼出的坚强性格，那也是几百年来祖辈世代传承下来的宝贵特质。
而更重要的是，舟山渔民在1942年面对的仍然是数百个活生生的人命。“即使你我之间有三代人的冤仇，如果你掉到了海里，我也要去救你。”梁银娣说，这是舟山渔民几百年来一直流传下的信条。逢海难必救人，81年前的舟山渔民或许也在某些时刻惧怕过莫测的风浪和敌人的刺刀，但人性中的“善”和根植于中华文明中的“义”仍然战胜了这种恐惧，驱动着他们最终选择了舍生取义。或许未受过多少教育的渔民根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舍生取义”，但却在一次次往返的救人中真实地践行了“大义”。
就是这样的义举，让数百名在冰冷海水中挣扎的英军获得了新生。“没有舟山人民的拯救行为，佐敦先生便没有可能生存下去。”当年获救的英国老兵佐敦的妻子多琳·佐敦，在2015年10月给舟山渔民的感谢信中这样写道。80余年过去了，汹涌澎湃的海浪依然使两片土地在地理上万里相隔，但历史留存下的情谊已悄然在人心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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